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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摞出热气腾腾中国年******
新华全媒+｜年货摞出热气腾腾中国年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年货市场红火迎春。今年年货怎样买得省时省力又省钱？线上线下又有哪些新玩法、新亮点？一起打开兔年春节年货新场景，看南来北往的年货，摞出一个热气腾腾的中国年。
不变的家乡味 是团圆的年味
最是团圆暖人心，年味更是团圆味。
“家乡的风味永远是我心之所向。”社交媒体上，“今年年货买点儿啥”成为热议话题，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出了很多游子的心声。
“最爱家乡的米粉，南昌人的早晨往往是从一碗粉加一份瓦罐汤开始的，我太想念这个味道了。”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期盼着团圆，而她的爸爸在江西南昌早就备好了米粉等年货，给馋嘴的女儿接风。
家乡味牵人心，品尝各地特色年味也成为时下流行。在北京读博的翁同学早早预订了春运车票，回河北张家口过个团圆年，“买了些外地特产，和亲朋好友一起尝尝鲜。”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的“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自2022年12月30日启动，各平台企业在“轻松买到特色年味”上下足了功夫。
记者了解到，京东打造“年货春运”排行榜，依据区域“地道特产”和当地人“热门采买”甄选出众多好物，动动手指，螺蛳粉、盐水鸭、古法桃酥、秘制腊肉等极具区域特色年货便可“一网打尽”。
盒马推出上百款自研特色新品，云南铁脚麻鸡菌子汤煲、八宝糯米红膏蟹、招牌佛跳墙等地方美食、好寓意年菜，被搬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盒马北京营运负责人高强介绍，目前北京年菜、年夜饭套餐热销，相比去年同期增幅近2倍，特色年味极受欢迎。
解锁年货新玩法 重品质买健康
在江苏南京的高淳老街尝鲜特色民俗小吃，观赏舞狮、武术等民俗表演；在黑龙江鸡西的兴凯湖现场围观凿冰冬捕，捕大鱼、置年货，冰天雪地中感受别样热情；在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逛新春庙会，长城脚下品味八旗美食、体验非遗手作……
不仅要买得爽、吃得好，更要玩得尽兴、看得过瘾——“逛吃购玩”一条龙成为今年各地年货节活动的标配。传统又新潮的新春仪式感和红火且热闹的年味体验感，愈发成为老百姓的首选。
春联福字、米面粮油、瓜果蔬菜等传统年货固然不能少，但居民消费升级的欲望和能力逐步提高，高品质年货的需求也随之升温。“解锁年货新玩法”的背后是不断提升的消费品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随着“90后”“00后”扛起年货消费大旗，银柳福桶、黄金果等装扮红火又别致的过年“气氛组”年宵花，车厘子、黑虎虾等美味生鲜，阿胶、西洋参等健康滋补用品，以及扫地机器人、筋膜枪等解放双手的智能小家电，实力抢占购物车。
据悉，盒马依托遍布全国超千个直采基地和全球近80个国家的供应链体系，从生鲜到休闲零食、酒饮等各个品类的年货可一站式购齐。各地盒马还通过周边基地，不断引入时令、好寓意的新品蔬菜。
值得关注的是，“新年健康礼”也成为今年的热门选择。家用电子血压计、可实时监测血压血氧的智能手环等产品出现在很多人的年货清单中。“在外工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的身体，总怕他们对自己的健康关注不够，这次买了血压计作为新春小礼物，希望他们能经常用得到，让我更放心。”即将回老家山西太原过年的王先生说。
“更精准地实现供需匹配，对提升消费品质和提振消费信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创新驱动带来消费升级，在今年的年货市场已有很明显的趋势。
“年货春运”活力十足
所谓“年货春运”，是随着线上购买年货的方式成为主流，春节前年货也呈现出“大迁徙”的现象。正如网友所言，“年货春运中，我和年货都在路上”。“轻装上阵”返乡，心意满满当当，物流纵横，年货飞驰，交织着温暖喜庆的问候和挂念。
春节临近，居民消费需求加大释放、热情正在回归。线上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动能不断释放。
置办年货，“不打烊”的直播间里人气越来越旺。不管是餐桌新宠预制菜、高颜值年货礼盒，还是实力圈粉的国潮文创、质优价美的助农直采，各式年货应有尽有，选择多、福利大，吸引众多消费者下单。
此外，“线上下单、年货1小时内送到家”的即时零售，也在今年成为年货消费的新流行。配送小哥充当“互联网腿替”，送礼省时又省力，加上年货节促销力度大，居民消费热情高涨。据悉，年货节期间，京东小时购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近7成。肉干、饼干、白酒、低温熟食等礼盒环比上月销售增长均超10倍。
“大街小巷热腾腾的烟火气回来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恢复，年货经济有助于消费市场回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表示，年货消费需求在新春节点集中爆发，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同时年货供应过程有助于整个供应链的恢复和稳定，保障经济顺畅运行。(新华社 记者唐诗凝、阳娜)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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